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在“十四五”時期“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這是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出發，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為導向，通過促進更加公平的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目標的重要部署。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發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一項把發展的目的和手段有機統一的重要要求，也有助于把一系列與民生相關的改革和發展舉措協同起來，同步、配套地予以推進。

　　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是收入分配良好的狀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居民收入保持了與國民經濟的同步增長，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2008年0.491的最高點降低到2019年的0.465，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由于率先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決定性成就，2020年我國將成為全世界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超過100萬億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體實現在2010年基礎上提高一倍，并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沒有終點，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第一個五年，“十四五”時期只是不斷改善民生的一個新起點。首先，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我國目前仍然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在“十四五”末我國人均GDP將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只有居民收入實現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達到高收入國家的入門標準。其次，雖然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處于大于0.4這種收入不均等的水平，并且過去幾年中基尼系數改善的幅度減小。第三，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后，我們仍然面臨著不斷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艱巨任務。針對這些挑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其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要求，表明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和手段，具有重要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從基尼系數這個度量收入均等程度指標的計算原理，可以看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對于改善收入分配的意義。統計學家在度量收入差距時，先假設一種絕對均等的收入分配狀況，即每個群體都獲得相同的收入，或者說社會上每個人都獲得全社會的平均收入或中位數收入（基尼系數取值為0）；再假設一種絕對不均等的收入分配狀況，即社會全部收入僅為極少數人群獲得，大多數群體不能獲得任何收入（基尼系數取值為1）。現實中的收入分配狀況處于這兩種極端情形之間，因此基尼系數取值在0-1之間。從統計意義上來看，獲得社會平均水平收入的群體越龐大，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就越接近于基尼系數為零的境界，收入分配狀況就越均等。可見，從統計學中的眾數、平均數和中位數等概念相統一的意義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就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經濟社會均衡的過程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包括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等問題的內涵十分廣泛的目標，需要從諸多方面著眼和著力。相應地，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也不僅限于收入水平一個指標，還應該包括其他與人民生活品質相關的內容。總體來說，中等收入群體應該具有在全社會處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穩定的就業、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條件、充分供給的基本公共服務、一定數量的家庭儲蓄和適度的財產收入，并且具有超過基本生存需要的相關消費等。按照這樣的標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逐漸形成以其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就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均衡水平不斷提高、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過程。而且，在這個動態過程中，公平和效率之間以及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之間，可以實現高度統一和相互促進的關系。

　　首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重要途徑。以這種方式提高整體居民收入，意味著低收入家庭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不僅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也會使有效消費需求得以整體提高。一般來說，低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費意愿，因而在收入增長的情況下，這類家庭會以較大的幅度擴大消費。因此，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過程會促進經濟循環的平衡。目前我國總人口、經濟總量和最終消費總額的世界占比分別為18.2%、16.4%和12.1%，在保持經濟持續發展、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同步以及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情況下，不僅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之間的平衡會得到改善，也會使總需求“三駕馬車”即出口、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更加平衡與合理。

　　其次，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重要途徑。基本社會保險、各種社會救助、義務教育、生態環境保護、保障性住房和老年護理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務的滿足程度，是人民生活品質不斷得到改善的重要內容和顯示性指標。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居住、環境、生態、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顯著提高，這些逐漸成為居民的剛性需求，需要顯著增強和持續保障。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筑牢社會保障網、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可以解除消費的后顧之憂，從而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促進經濟循環的平衡。

　　最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促進安定團結、提高社會凝聚力的重要途徑。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得到了最廣泛的分享，進而改革開放的方針以及國家治理方式和成效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認同。有恒產者有恒心。不僅中等收入群體本身是共享發展的獲益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的過程，也是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增進社會性流動的過程、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過程、人民群眾不斷擴大勞動和其他要素收入及財產性收入的過程，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若干重要政策舉措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到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2035年遠景目標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都是圍繞著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要求作出的。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發展階段上，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也需要充分體現共同富裕這個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

　　首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改善收入分配，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上，要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勞動力是一種以人為載體的特殊生產要素，因此，工資水平不僅僅依靠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還要發揮最低工資、集體協商、勞動合同等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作用。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機制也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還需要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再分配政策力度，利用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手段，合理調節收入。根據國際經驗，高收入國家的基尼系數顯著低于中等收入國家，主要是通過再分配手段調節實現的。在“十四五”末和到2035年，我國人均GDP將分別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因此，應該逐步加大利用再分配手段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實施力度。

　　其次，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突出再分配機制的中國特色。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統一，最好地詮釋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中國方案。這里主要強調以下幾個重要和緊迫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一是通過提高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和效率，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達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二是提高各種社會保險制度的保障水平和覆蓋率，通過社會政策托底來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穩定勞動者和居民的基本民生和預期的前提下，營造創造性破壞的競爭環境，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促進高質量發展。三是通過教育深化和均等化，使新一代勞動者具備符合時代要求的就業和創業能力，并能夠不斷更新技能適應新科技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更充分和更高質量地參與勞動力市場，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第三，精準扶助重點人群，有針對性地解決困難群體的實際問題，持續培育新成長的中等收入群體。在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后，政策焦點和機制建設應及時轉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一般來說，相對貧困標準是以中位收入水平為基礎制訂的，因此，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有助于盡快把已脫貧的農村人口提升到中等收入行列。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讓更多在城鎮常住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成員。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通過提高老年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和享受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均等程度，滿足他們對醫養、康養和照護的需求，最大程度地使老年人享有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

　　（作者蔡 昉 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