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載整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已出版十五卷

　　為敦煌研究提供更豐富文獻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修訂版日前出版。至此，該書已出版15卷，完成了計劃卷數的一半。

　　作為我國敦煌學界的第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15卷）是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郝春文為首的團隊歷經20多年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他們全面整理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將1000多年前的手寫文字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并校理原件的錯誤，盡可能地解決了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

　　文獻原件分散、字形雜，收集整理難度大

　　“我們對于敦煌文獻所蘊涵的豐富文化內涵的了解還很不夠，很多非常有價值的資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自勇介紹，“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敦煌文獻原件大量被海外圖書館收藏，影印件價格昂貴，流傳不廣；其二，敦煌文獻多為寫本，充斥著大量的俗字、異體字，還有河西方音，難以直接閱讀。”

　　上世紀90年代之前，由于歷史的原因，想要對敦煌文獻進行全面的整理幾乎不可能實現。90年代后，國際間合作加強，各地的敦煌文獻先后被影印出版，再加之學界積累造就了一批敦煌文獻的分類釋錄本，使得全面整理敦煌文獻擁有了條件。

　　1996年，《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工程正式啟動，國內外一流的敦煌學者陸續加入到這個工程的研究隊伍中。

　　然而在研究過程中，學者們也發現了許多困難。首先，如果使用整理敦煌文獻的通行方法——分類，會難以反映敦煌文獻的全貌，易使人們忽略敦煌文獻的整體性，分類釋錄本也很難完備，還存在交叉和重復；再者，敦煌文獻殘件多，雙面書寫多，同一卷子里常有互不相干的內容，判定這些文書的性質、用途以及書寫年代就具有了相當的難度。

　　創新研究方法，推動敦煌學發展

　　面對困難，研究隊伍選擇探索新方法，彌補過去研究的缺陷。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創造性地采用了以館藏流水號全面整理敦煌文獻的方式、以“讀書班”整理敦煌文獻的形式。

　　“郝春文教授首創以收藏地點為單位按流水號逐一整理和研究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遺漏，也彌補了分類法的不足。而‘讀書班’是一種成員集體會讀、研討、共同解決問題的研究方式，既利用集體智慧解決疑難問題，又通過從個別到一般的形式凝聚共識、統一體例。團隊希望通過這種形式達到提高項目質量、加快進度和培養人才3個目的。”游自勇介紹。

　　為了更準確地對文書進行定性、定名、定年，研究團隊采用了新的角度和眼光。

　　“如果僅僅用印本書籍的思維和要求來看待這些文書，往往對于文書的性質理解會出現偏差。因此看待這些文書時，要懷有對古人的敬畏之情，從文書實際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文書性質。其次，要注意用全景式的眼光來把握文書的性質，對正反面以及相關聯的文書進行觀照。”郝春文解釋道。

　　在這樣的認識下，《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對很多敦煌文獻的性質有了新的判斷。比如，一件文書同時抄寫了很多不同的內容，各內容間毫無聯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將這份文書分割為很多部分，項目組則認為不能割裂，將之作為一個整體研究。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榮新江認為：“敦煌藏經洞發現已過百年，以前的研究比較散碎，而本書正是敦煌學者獻給學界大規模、完整成果的代表之作。項目研究進行的過程也是新體例、新方法不斷創立并完善的過程。”

　　專家希望，《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不僅能為敦煌學研究者提供經過整理的研究資料，也能為社會科學的諸多學科和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掃除文字上的障礙，從而推動敦煌學深入發展、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楊瑾 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