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中國敦煌學界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敦煌遺書圖版的刊布工作。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遺書圖版的主體部分都是黑白圖版。由于敦煌寫本中有很多朱筆校改或句讀，這些朱色墨跡在黑白圖版上很難看清；又由于敦煌寫本寫于幾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有的墨跡已經脫落；有的寫本有很多污漬，污染或遮蔽了原來的文字。這類文字在黑白圖版上也很難辨識。如果是高清彩色圖版或紅外攝影圖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黑白圖版存在的問題。杜建錄、高國祥主編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10冊）已經實現了全彩寫真印刷。而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壹（上下冊）則更進一步，包括所收全部簡牘的彩色圖版和紅外圖版。比較而言，敦煌遺書的黑白圖版已經明顯落伍了，需要重新編纂出版全彩寫真圖版，必要時需另加紅外攝影圖版。也就是說，敦煌遺書的圖版和釋文等都需要用新的編纂和印制范式升級換代。這項工作既需要國際協作，也需要敦煌學家和出版家的通力合作，希望能在十至二十年時間內完成敦煌遺書圖版的升級換代。

　　同時，敦煌文獻的分類釋錄本也需要升級換代。長期以來，對敦煌遺書的文獻學整理，絕大多數是對敦煌文獻文本的集錄和校勘。而再整理則是對原來文字版的修訂或補充。進入21世紀以后，出現了分類整理文本附有所收全部文書的高清彩色圖版，而且文書文字部分和圖版均采用彩印模式。這是新的升級版的分類整理模式，其代表是王淑民的《英藏敦煌醫學文獻圖影與注疏》和沈澍農主編的《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分類整理文本附有高清彩色圖版，極大地方便了讀者核對釋文。

　　未來的敦煌分類整理本都應該是圖文對照本，即包括文書釋文和高清彩色圖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圖文對照本的排版格式應該是彩色圖版和釋文分別放置在不同的頁面，采用這種圖文對照的排版格式，再加上適當加大書籍開本。用這樣的標準衡量，過去完成的分類釋錄本都有個升級換代的問題。僅釋錄某類文字再加幾張黑白或彩色圖版的分類整理模式已經過時了。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類錄校本，是最近20年內敦煌學界應該完成的任務。

　　需要升級換代的，還有敦煌遺書總目錄。由于敦煌遺書內容龐雜，又散在世界各地，編纂一部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遺書總目錄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最全的敦煌遺書總目錄是1962年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反映的是50多年前的情況，當然未能包括其后出版的俄藏目錄和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外陸續公布的很多公私藏家目錄。2000年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不僅沒有收錄1962年以來國內外新公布的公私藏家目錄，還刪掉了原《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的散藏目錄，只收錄了英藏（著錄到6980號）、法藏和國圖藏品目錄。這樣看來，編纂一部新的真正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遺書的總目錄，可以說是當務之急。

　　未來敦煌學的發展，還要積極探索用新的范式和新視角來開辟新的研究領域，21世紀以來，我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就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獻學的范式和歷史學的范式，當然這兩種范式在具體的研究中有時會有交叉或重合。所謂文獻學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釋讀和寫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內容。歷史學的范式則是將經過處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做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考察。比較而言，文獻學范式屬于基礎性工作，而歷史學范式則是利用文獻學范式的成果做進一步深入研究。就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來說，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獻學工作，利用史學范式對其開展深入研究還需進一步加強。我國學界從文獻學范式轉換為歷史學范式比較成功的課題是有關敦煌寫本書儀的整理和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趙和平完成了《敦煌寫本書儀研究》《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這些成果基本完成了對敦煌寫本書儀的文字釋錄和定性、定名、定年等文獻學范式所應處理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吳麗娛通過《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及相關系列論文，深入探索了書儀與社會的關系，包括書儀自身發展的背景（淵源、發展和流變及其原因），以及書儀與禮、政治、制度、習俗的交互影響，這就使敦煌書儀從被整理的文本資料轉換成了歷史學的研究資料。這個個案值得其他領域借鑒。

　　敦煌遺書的主體是印刷文本流行之前的手寫文本。學界最初主要關注的是敦煌寫本的文字內容，對寫本自身的特點關注不多。進入21世紀以來，專門關注寫本特點的敦煌寫本學悄然興起，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范式，成為敦煌學的新的分支或研究領域。我國學者不僅在敦煌寫本學理論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用它對敦煌寫本進行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理論方面的探索如張涌泉的《敦煌寫本文獻學》，是全面考察敦煌寫本文獻特點的集大成之作。郝春文的《敦煌寫本〈六十甲子納音〉相關問題補說》，是運用寫本學方法研究敦煌寫本“六十甲子納音”的個案，該文在通檢各寫本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將敦煌寫本“六十甲子納音”區分為正式文本和隨意抄寫的文本等四類，借以說明對個體性很強的敦煌寫本來說，即使是內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由于抄寫目的的差異，其性質和用途也可能判然不同。方廣锠對敦煌遺書中多主題遺書的類型研究，段真子考定內容連貫完整的BD3024《八相變》是由具有不同版本來源、抄寫時間不一的六組寫本粘貼而成。這些案例都是通過研究實踐展示敦煌寫本的特征。伏俊璉《寫本時期文學作品的結集——以敦煌寫本Дx3871+P.2555為例》，通過分析文學寫本內容的構成框架來探尋結集者的思想、情緒和心靈世界，是用該方法研究敦煌寫本的另一種嘗試。

　　寫本學之外，社會學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獻研究中。如孟憲實的《敦煌：民間結社研究》重點從結構、功能的視角重新解讀敦煌寫本社邑文書，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動，這是以往文獻學和歷史學范式未曾涉及的視角。佛教本生故事畫的產生及其社會功能研究也成為不少學者關注的問題。如在對睒子本生故事畫、鹿王本生故事畫等的研究中，學者們開始思考圖像產生的社會、宗教背景，以及圖像背后的宗教功能，表明將藝術史和宗教學、社會學緊密結合的研究范式逐步得到應用。鐘海波的《敦煌講唱文學敘事研究》和王昊的《敦煌小說及其敘事藝術》，則是利用敘事學范式重新解讀敦煌的講唱文學和小說，分析了敦煌詞文、變文、故事賦、話本和小說的情節、結構、人物、語言、敘述者及修辭等。胡連利的《敦煌變文傳播研究》，從傳播學視角考察了敦煌變文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樣式在文學傳播史上具有的獨特意義，由此探討變文的傳播所反映的文化意義。鄒清泉將藏經洞約1173件《維摩詰經》寫卷看作一個整體，通過中古敦煌《維摩詰經》的翻譯、書寫、流傳與庋藏情況來考察該經的傳播史。這是利用傳播學的范式考察敦煌佛教典籍的流布情況。

　　把原有的研究范式擴大到新的領域，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研究范式轉變。如語言學界自新世紀以來將書儀（張小艷《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社會經濟文書（黑維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獻詞匯研究》）、法律文書（王啟濤《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宗教典籍（于淑健《敦煌佛典語詞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逸和疑偽經為中心》、葉貴良《敦煌道經詞語考釋》）和契約（陳曉強《敦煌契約文書語言研究》）等擴充為語言文字研究的材料，對語言學來說這是擴大語料范圍，對書儀等領域而言，就是采用了新的范式對其進行研究。

　　總體來看，敦煌學界在利用新范式和開拓新視角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新進展，但相關成果還不夠多，今后應該在這方面加大創新力度，推動敦煌學深化拓展，新成果不斷涌現。

　　（作者：郝春文，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