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對外貿易物品之一。與其他商品不同，陶瓷不易朽爛，即使歷經千年，碎為殘片，研究者也能辨識它們的產地與年代，結合出土與留存地點，可以追索其流動軌跡，根據它們的分布范圍與數量，又可以探究其流通范圍及輸出規模，彌補文獻的缺失或不足。正因如此，貿易陶瓷研究與考古已經成為探索古代交流與貿易、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最重要的路徑之一。

　　珍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國陶瓷、封存在海底的古代沉船，以及不同地區港口、遺址出土的殘瓷碎陶，如同散落的歷史拼圖，為我們保存了大量珍貴的信息。我們可以從陶瓷入手，拼合往昔的江南貿易勝景。

　　匯通四方：唐代江南貿易樞紐

　　在揚州考古發掘中，唐代地層的陶瓷殘片數量猛增，令人矚目。揚州本地并無瓷窯，追索這些器物的產地和流通軌跡，可以拼合出當時揚州在水路交通網絡中的獨特位置。

　　最常見的長沙窯來自湖南，而長沙窯執壺上恰有“借問舡輕重，滿載到揚州”“借問岳家舫，附歌到揚州”的詩句，提示我們，由湘江至洞庭再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揚州在當時已是極為繁榮的運輸航線。

　　北方一些地方的白瓷、唐青花、白釉綠彩在揚州也非常普遍，這些器物的燒造地點在河北邢臺、河南鞏縣等地，它們之所以集中出現在揚州，與隋唐大運河的開鑿疏浚密切相關，通過永濟渠、通濟渠、淮水、邗溝的水道聯通，北方地區的物產可以很方便地到達揚州。

　　揚州城內大量越窯產品則來自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帶，順江南運河抵達。自此，我們已經可以利用陶瓷殘片，勾畫出揚州位于隋唐大運河乃至國內水運關鍵節點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線索是揚州羅城遺址中晚唐地層中的西亞孔雀藍釉陶器，來自波斯大食，數量可觀，甚至還有完整的大陶壺，出土地點集中在三元路一帶、文化宮遺址、唐城東門等地，這里正是當年揚州的商業中心。西亞陶器以及玻璃器的大量出現，顯示了揚州與海外的密切聯系。唐代揚州靠近出海口，有大量西亞人在此經商，揚州出土的摩呼祿墓志明確記錄墓主系“波斯國人”，“舟航赴此”。

　　進一步比較揚州、黑石號沉船及海外遺址出土唐代陶瓷組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揚州作為國際港的位置。黑石號是一艘沉沒在印尼勿里洞島附近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水大量陶瓷，與揚州面貌一致。這被稱為唐代外銷瓷的“四組合”，在日本、東南亞室利佛逝、斯里蘭卡曼泰、埃及福斯塔特、伊拉克薩馬拉等地都發現了同樣的組合。而這種組合，只在國內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出現，揚州在當時海外貿易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器行天下：宋元江南物產輸出

　　利用陶瓷的線索，還能進一步了解貿易的規模與版圖。

　　跨入宋元，我們首先關注印度尼西亞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打撈出水的井里汶沉船。如果說遺址考古是按照地層對某一地區過往的層層揭示，那沉船考古就像是解封一枚“時間膠囊”，將一個特定歷史片段呈現在世人面前。井里汶沉船出水了“戊辰徐記燒”紀年越窯碗，可以肯定其年代在北宋初968年或稍后，早于吳越納土歸宋（978年）前數年。船上出水的越窯青瓷數量驚人。五代至北宋初，江南吳越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以慈溪、上虞為中心的越窯產量劇增，成為吳越王錢镠進貢宋、遼的貢品，同樣也是對外貿易、獲取利潤的重要商品。

　　宋元開始，陶瓷作為江南地區的重要物產，一直在對外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陶瓷主要產區則隨時代變遷而變化。南宋至元代，浙江龍泉地區生產的青瓷取代越窯，成為外銷瓷的主流。沉沒于韓國全羅南道的元代新安沉船，出水陶瓷便以龍泉青瓷為主。整合世界各地出土、留存的龍泉青瓷資料，我們會對這一階段江南物產的輸出范圍感到驚訝，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各地航船所到之處，內陸腹地重要城鎮，都能找到龍泉青瓷的蹤跡。故宮去年舉辦龍泉展，便以“天下龍泉”命名，江南物產的輸出、影響范圍之廣，由此可見。

　　東西匯融：明清江南的貿易活力

　　明清時期，江南經濟與對外貿易又有新的發展。

　　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了一件永樂官窯青花執壺，它由珠山御窯廠生產，鄭和下西洋時，被明朝宮廷作為外交禮物饋贈中東，奧斯曼帝國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又被法國駐奧斯曼大使帶到法國。這件執壺見證了明代輝煌的航海時代，也是日后中國陶瓷風行歐洲的先聲。

　　貿易陶瓷的變遷充分見證了江南的貿易活力。靈巧的工匠針對日本、歐美不同市場，生產風格迥異的器物，滿足不同的審美與器用需求，銷往日本的古染付與輸出歐美的克拉克瓷器風格迥異。

　　對外來需求的快速反應，新形式與技術的迅速吸收，往往是衡量一個地區貿易活力的標準。明清景德鎮貿易陶瓷完美體現了當時的貿易活力與創新能力，工匠根據外來訂單，不斷革新技術。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油醋瓶、方瓶、果籃，吸收了歐洲陶器、玻璃、銀器式樣，都是典型實例。而歐洲發生的社會事件，比如鹿特丹事件、南海貿易泡沫，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反映到景德鎮陶瓷上，充分體現了當時的貿易繁榮與活力。

　　（陳潔，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