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然而近年來，一些年輕人卻出現“怕回家過年”的心態。怕被催婚、怕被和別人比較、怕春節送禮不堪重負……各種有形無形的“怕”步步緊逼，令“春節社交恐懼癥”隨節日到來而升溫。

　　“近鄉情更怯”的現象折射出有關鄉村治理現代化、鄉村振興的青年參與度等一系列問題。如何正視這種現象，并縮小城鄉差距、彌合心理鴻溝？如何在日常的鄉村治理中為青年留出可為空間，通過“兩地情牽”驅逐“近鄉情怯”？我們邀請專家為您解析、支招。

　　過年“有味、有為”，才能變“怕回鄉”為盼回鄉

　　光明智庫：每到春節，很多離開鄉村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感慨：腳下的回鄉路不再艱辛，心理上的回鄉路卻并非“暢通無阻”。您認為，這些青年的憂和懼來自何處，怎樣讓他們的返鄉之行溫暖、安心、有意義？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桂華：

　　造成“近鄉情更怯”的不只是個人原因，更是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這種變遷，既包括城鄉關系變化，也包括生活在其中之人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人口大規模流向城市，市場吸納農民進城，國家政策助推人口轉移。城鎮化改變了基層社會形態，“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社會逐漸遠去，村莊社區從相對封閉不斷走向開放。對于那些進城奮斗的年輕人，家鄉從過去的生產生活統一體，變成了情感寄托的抽象體。

　　中國社會快速的生活變遷，以代際變化的方式表現出來，從50后到90后，每代人身上顯現出不同的時代烙印。50后、60后是改革開放后第一代進城農民，他們將城市看成“短期目標”，將鄉村當作“長期目標”，進城務工是為了更好地返回家鄉生活。從70后開始，進城農民逐步將城市當作落腳目標，將鄉村看成歇腳之地。

　　幾十年過去，城鄉差距雖不斷縮小，卻依然存在。已經習慣城市便利生活的年輕人，對鄉村生活多少會感到不適。更關鍵的在于體驗的變化，最讓年輕人失落的是鄉村生活沒有了過去的味道。過去的鄉村生活是土里生長出來的，富有鄉土氣息。而今天，市場延伸到鄉村的各個角落，鄉村生活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但受限于經濟條件，鄉村市場所能提供的商品服務檔次并不高，鄉村越來越變成城市的“低配復制版”。“年味”淡化，返鄉青年情緒無處抒發，鄉情變鄉愁。

　　與此同時，隨著人口大流動、村莊空心化，鄉村從熟人社會開始走向陌生人社會。過去過年是一項鄉村公共活動，相互走動，互送祝福。如今的過年退縮為私人活動，交往局限于親朋好友之間，談的也總是婚姻、生育、工資等私人性話題，給人造成心理負擔；過去的春節更重儀式性，現在則物化程度越來越高，過年總需要一大筆消費支出，給人造成物質負擔。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進城青年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上離家鄉越來越遠。改變這種狀況，關鍵是改變春節習俗，借著有意義的公共活動，讓進城青年與鄉村重新建立現實中與心理上的聯系。

　　首要的是弘揚時代新風、推進移風易俗，防止春節過度物化，讓過年變輕松。隨著農民變得富裕，一些地區人情攀比的風氣日盛，從臘月到正月，村莊到處擺酒席，農民一年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于人情支出。還有一些地區，春節期間打牌成風，很容易演變為賭博活動。

　　進一步地，可以利用鄉情搞鄉建，讓年過得更有意義。村莊公共事務要靠農民參與，春節是難得的村莊人口齊聚時段，村干部、黨員可以利用春節將返鄉人口組織起來，商議鄉村發展方向，集聚鄉村發展力量，推動鄉村建設。返鄉青年見多識廣、思想超前，其中一些人創業成功、收入不錯，他們有積極性為家鄉作貢獻。鄉村基層組織應當珍惜并用好返鄉青年參與鄉村事務的熱情，將其內心的鄉情轉化為鄉村建設資源。

　　基層政府在這方面也可適當用力。可以拿出一部分鄉村建設資金，支持當地村莊開展有價值的公共活動，如興辦鄉村晚會、舉辦趣味比賽、組織村莊茶話會等，還可設置部分獎扶資金，用于村莊公共建設事務獎勵與補助。資金量不在于大，關鍵是借此激勵返鄉青年，讓他們返鄉過春節時有途徑參與到基層公共活動中，為鄉村治理現代化出一份力。回鄉有意義，自我價值得到彰顯，鄉村的春節才會過得“有味”，年輕人才會“返鄉情更切”。

　　培植現代生活理念，彌合城鄉觀念鴻溝

　　光明智庫：回鄉過年，親友往往關切詢問結婚、工作、居住和生活條件等現實問題，讓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倍感壓力。您認為，如何才能避免關愛變成傷害，又該如何促進代際的理解和體諒？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原院長、文科講席教授李小云：

　　離家，歸家，回家過年承載著對于團聚的期盼。人們不論貧富都會帶著禮物歸鄉，禮物把思念之情具體化，讓人看到了實實在在的親情友誼。回家過年的禮物饋贈和父母對子女完婚的熱切期盼是人倫常情，反映了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規范和秩序原則。

　　然而，今天在外打拼的很多鄉村青年卻變成了“恐年族”。他們怕過年回鄉，因為怕給紅包不堪重負、怕父母親朋催婚催生、怕在對比中丟自己與父母的臉。此類現象普遍存在，讓回家過年這個傳統文化重要民俗被商品化、功利化，節日的社會文化意義也被異化。這種異化一方面來自守土者和離土者觀念與習慣的差異；另一方面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導致的觀念差距、心理震蕩，是社會道德體系與物質發展之間不協調的呈現。

　　離開鄉土的青年要對這種現象多一分理解。城鄉差距、貧富差異是產生上述問題的深層原因。春節給親人的紅包薄厚往往超越了禮儀的意義，隱含了實際的需要。家里人普遍認為，城里生活好，能賺到錢，可以幫助家里解決困難，這是守土人對離土打拼者的預期。讓親人隨時了解自己在外的日常生活，是降低預期的重要方式。信息化時代提供了便利的溝通手段，經常與家人發送微信、視頻通話，告訴家人自己吃穿住用行等花銷情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不切實際的預期。

　　而家人催婚其實并非只為催婚，實質上是傳統社會親情關懷的集中表達，是不擅口頭表示關愛的父母所能找到的溝通話題。耐心交流、真誠討論是對這種關懷最好的回應，難得回鄉的游子應該和父母真誠討論自己的婚嫁設想和實際困難，而非一味抵觸與回避。

　　守土的親友也需要理解，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面臨著快節奏的巨大壓力，城市生活需要很大開銷，他們的收入除了養活自己，很難有很多剩余支持鄉土家庭。城鄉兩個空間有著不同境況和不同觀念，年輕人在外久了難免逐漸改變往日言行，這并非沒有孝道、不重親情。

　　年輕人不愿回鄉也反映了農村精神文化工作的薄弱。農村基層文化生活往往更注重歌舞戲曲等活動，社會心理和道德文明建設成效有限。鄉村振興需要留住傳統、補齊硬件和收入方面的短板，也要著力培植現代生活理念，彌合城鄉道德觀念和規范的鴻溝，這樣才能真正留住年輕人的鄉情。

　　未來鄉村人口將由三類構成，青年離鄉返鄉都可推動鄉村振興

　　光明智庫：解決“返鄉情怯”，離不開鄉村振興。您認為，未來的鄉村應該是什么樣子？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有什么渠道反哺家鄉？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

　　根據我國人口總量走勢估算，如果達到人口高峰期時鄉村人口為3億左右，意味著城市化率將達到約80%，我國現有大部分建制鎮，都有望發展為小型城市。

　　在經濟規律作用下，未來鄉村人口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一是專業農戶。他們的總收入會與城市家庭相當，其中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大致在30%~80%之間，其他收入來自農業產業鏈延伸環節以及非農業領域。二是農業產業鏈上的從業者。他們不直接經營農場牧場，主要活動在農業生產服務、農產品流通和加工領域。這兩部分從業者會有一定交織重疊。三是住在鄉村的非農戶。他們有較高的非農業收入，可能也做一些農場工作，但住在鄉村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謀求更高質量的生活。

　　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上述三類人群中的第一類，數量減少的程度會大于后兩類。我國鄉村振興目標實現后，第一類人群會分散在小型居民點上，后兩類則居住在大型居民點。那時，我國村莊數量會減少，大量農田退出耕作。但因為農業經濟效率提高，我國的農產品供應會更有保障。所以，鄉村振興并不意味著鄉村人口增加，其主要標志是農民收入增加、農業效率提高。

　　鄉村可以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農產業，并帶來非農就業。但這種情形在總體上不會影響城市化率提高的基本趨勢，因為大部分非農產業布局在城市更有效率。

　　出生和成長于鄉村的青年，不論在哪里就業，都應該由自己作出選擇，只要做到熱愛生活、勤勞守信，就對社會有益。即使在城市工作、定居，也有益于家鄉經濟發展。家鄉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耕地流轉到專業農戶手中，使農戶平均經營規模增加，農業效率就會提高。這也是對家鄉的一種貢獻。

　　吸引已經定居城市的青年回家鄉發展需要具備足夠條件。在現階段開辦家庭農場還存在市場環境尚未發育健全、進口農產品帶來競爭壓力等困難。隨著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鄉村發展的政策環境持續優化，以后農業經營的條件會越來越好，這一點值得期待。

　　換一個視角看，從農產品流通和農業生產服務環節進入農業經營風險較低，成本控制相對容易。青年可以從小規模經營入手，還可嘗試興辦跨行政區的農業專業合作社，挖掘農業產業鏈價值。現代農業合作社還可采用公司化經營模式，有很大創新空間。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春雷、張云、王斯敏、蔣新軍、康薇薇、馬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