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知道我，是因為翻譯了丹·布朗的《達·芬奇密碼》等一系列文化懸疑小說。實際上，我不光是做文學翻譯，還是一個搞研究的人。與許多人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做研究、做翻譯始終強調立足本土，堅持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問題。

　　事實上，梁啟超等眾多先行者、翻譯家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翻譯自覺，絕不滿足于將一種語言的文學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學。

　　1902年11月，《新小說》雜志在日本橫濱創刊。梁啟超在所刊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強調小說對于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把經世致用的思想演繹到了極致。

　　此外，魯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也都從“感時憂國”改造社會的目的出發進行文學翻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翻譯事業有了長足進步。但成績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那就是一味地外譯中，卻殊少中譯外；一心做國外學者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卻較少對國內翻譯名家翻譯實踐作學理上的梳理和詮解；一心研究如何重視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文學、文化，如何在譯進時忠實外來文本，如何在譯出時盡量考慮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習慣和思維方式，卻較少注意到我們翻譯活動的重心問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信。

　　美利堅、大不列顛和圣誕節為什么要這樣翻譯

　　記得在幾年前，我寫過系列文章來探討文化自信的問題。我認為，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國外的文化體系對著干，而是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東西。可現實中，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時候，有時候過于膜拜了。

　　比方說，過去的人把“American”翻譯成“美利堅”。這種美化的翻譯包含了譯者的文化認同，是一種仰視的翻譯，意思是說這個國家美啊、船堅炮利啊。實際上，真正按照發音翻譯的話，這個詞應該翻譯成“額賣利加”。

　　同樣，“Great Britain”按照音義結合的翻譯方法，翻譯成“大布里頓”就可以了，但我們將其翻譯為“大不列顛”。這種譯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讓人知道，這個國家真是太偉大了，永遠不能顛覆。

　　至于“Middle East”，翻譯成“中東”不算錯，但我們使用“中東”這個詞就有問題了。“中東”在歐洲的眼里是東部，離它們也不算遠，當然是中東了。但對中國而言，“中東”顯然是在西邊，在我們古人眼里那邊是西域。

　　“Far East（遠東）”是西方國家向東方擴張時對亞洲東部地區的通稱。它們以歐洲為中心，把東南歐、非洲東北稱為“近東”，把西亞附近稱為“中東”，把更遠的東方稱為“遠東”。“遠東”這個概念一般是指今天的東亞（包括俄羅斯的東部）、東南亞和南亞，即阿富汗、哈薩克斯坦以東，澳洲以北，太平洋以西，北冰洋以南的地區。

　　坦率地講，我們在使用“近東”“中東”和“遠東”等基于西方人視角的詞匯時，明顯缺少對這些詞匯內涵的深究，缺少了一種話語自覺，也缺少一種自我建構。

　　再如，我們把“Christmas”翻譯成“圣誕節”，問題也很大。“Christmas”沒有“圣”（saint）的意思，為什么要翻成“圣誕節”？如果是基督徒，把這個詞翻譯成“圣”，勉強說得過去。但對普通中國人來說，是沒有什么原因一同念叨“圣誕節”的。過去，老人們將它翻譯成“耶誕節”，我倒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類似以西方為立足點進行的翻譯例子還有很多，不僅僅是詞語的翻譯，而且包括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不少譯者抱著歐美文化中心論的思想，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之心，甚至對本國的文化有自卑心理，羞于將自己國家的文學、文化作品譯出，羞于將本國文化介紹出去，這與梁啟超等“豪杰譯”比起來就差得遠了。

　　中國人講一點帶中國味的英語，不是很有趣么

　　我們一些大中小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英語老師經常批評學生，說他們太“Chinglish”，也就是所謂的中式英語；動輒發音不對，語調不對，要不然就是單復數不對、時態不對、搭配不對，總之就是不對。

　　可大家想一想，中國人講一點帶中國味的英語，不是很有趣嗎？你講得再地道，英語世界還缺一個講地道英語的人嗎？他們真正缺的是不僅會講英語，而且有中國文化文學功底、有中國元素和積淀的人。而在我們的翻譯界，恰恰缺少這樣的人。

　　還有人經常批評中國學生或學者，希望他們要用英語思維。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think in English（用英語思維）”？我們需要用英文寫文章的話，肯定是用中文想、用英語寫，要不然就沒有意義了。

　　為什么呢？因為英語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們的東西，包括我們的思維，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溝通交流的。

　　另一個方面，我們也經常抱怨西方的漢學家在中國經典外譯中存在不忠實、不準確的地方。殊不知，他們正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覺和西方社會所需才那么做的，我們卻過多地從字面意思和機械對等諸方面去作簡單的技術評判。

　　當然，譯文越是忠實原文，就越能看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一廂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對此，我們要承認和接受，要在逐漸積累中推動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事實上，中國的文化典籍不僅承載中國的思想、文化，更承載中國的文藝、美學、價值觀和世界觀。文化典籍的翻譯要忠實于傳遞原文的文本信息，還要盡可能再現原文本的詩學特征和美學傳統。

　　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三字經》為例，對這樣的經典文本進行翻譯，形式和內容的雙重忠實才說得上是好譯本。《三字經》每行三個字，每一首四行，而且是韻體，翻譯的時候在內容和形式上完全與之對應有一定困難，這也是《三字經》譯介歷程中的最大挑戰。

　　早在明朝萬歷年間，利瑪竇就翻譯過《三字經》，俄國人、英美人、法國人后來也曾相繼譯介。他們雖然大都把《三字經》的題目譯作“每行三個詞的經典（書）”，卻沒有哪一個譯者真正嚴守“每行三個詞”的規則去翻，導致書名和內容嚴重脫節。

　　同時，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家更多的是一種口水話式翻譯和解釋，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遠離原文，在深層次的忠實上更是差得很遠，沒有做到簡明扼要，亦沒有保留原作的神韻、氣質和風貌。

　　由此不難看出，我們不能指望西方漢學家拿出真正讓中國人滿意的經典翻譯。在充分發揮國外翻譯力量的同時，我們還是要自己培養有文化擔當、有翻譯自覺的翻譯人才和團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考慮的是讓優秀的民族文學作品走出去，而絕不是改頭換面、曲意逢迎乃至削足適履，更不能仰人鼻息、唯外人之馬首是瞻。

　　莫言作品走向世界，是因為譯者隨意增改刪嗎

　　100多年來，西方漢學家的翻譯理念事實上也不斷在變化，一個大的趨勢是越來越忠實原文、越來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它的背后，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國。

　　前些年，人們說到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會列舉各種原因。比如，有人說莫言是學習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嚴格來說，這個理由并不成立。莫言是一個很愛讀書的人，既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華，也學習了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合理要素。

　　還有人說，莫言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葛浩文翻譯得好。這點沒錯。但也有學者認為，葛浩文是隨意增、改、刪的典范。那么，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做過100多萬字葛浩文翻譯的對比，可以肯定他其實是非常忠實原文的，甚至忠實到逐字逐句的程度。

　　說葛浩文隨意增、改、刪，主要源于他給莫言的一封信。葛浩文在信中說：《豐乳肥臀》有的詞我想刪掉，有的要改一下，個別地方可能要采取增譯的辦法，你看行不行？莫言回應：這和我沒關系，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結果，大家就把這個當作隨意增、改、刪的鐵證。

　　但大家應該反過來看，正是由于葛浩文是非常嚴謹的翻譯家，所以他稍要增、改、刪都會征求原作者的同意。這恰恰說明葛浩文非常嚴謹，輕易不增、改、刪。

　　跳出這個故事來看，要真正將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推向世界，需要統籌安排、整合和優化翻譯資源。同時，要改變概念，認清譯入和譯出的本質差異，形成翻譯自覺。無論是作家還是翻譯家，只有擁有良好的文化自覺和社會擔當，才能夠使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得更遠，并為學界帶來更大的貢獻。

　　當然，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出去，要求譯者不僅具有扎實的雙語能力，而且要具備深厚的雙語基礎和社會擔當。莫言向他的同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等文學經典學習的東西，遠超過其向歐美前輩和同行學習的東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鄉土壤、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層次原因，也應該是我們譯介什么、怎么譯介時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文學創作要立足本土，文學推廣則怕“巷子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作家積極主動地向西方作家學習，并大膽地應用到創作實踐中，推出了一部部立足本土、反映社會問題、關懷心靈深處的好作品。但是，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原因何在？

　　就像武林高手不說自己出自哪門哪派，就不容易被武林接受那樣，作家似乎也有這樣的心理。莫言到了美國，還要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福克納的墳上燒上一炷香，說“你是我的老師”。這一方面說明福克納對莫言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某種“認門”心理。

　　同時，“酒香不怕巷子深”這話在全球化的時代肯定也是落伍的。莫言的作品如果還養在深閨，沒有電影《紅高粱》的強力推介，沒有十幾種外譯本，沒有媒體的廣泛報道，“酒”再香恐怕也只會藏在高密鄉的地窖里。

　　像莫言這樣的“酒”，放眼全國不在少數。這些年來，中國文學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不少，但也有誤區。一些作家抱著刻意滿足西方讀者單一口味的目的去書寫，顯然是緣木求魚，忘記西方讀者同我們一樣有著豐富的審美追求；有的作家甚至抱著沖刺諾貝爾獎去寫作，就更是天真了，他們恐怕連諾貝爾獎的評判標準及其嬗變都沒有弄清楚。

　　十幾年前《三體》連載的時候，誰也想不到這部作品會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轟動，更想不到它會受到那么多西方讀者的青睞，并斬獲雨果、銀河、克拉克等多種大獎。譯作本身的質量無疑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但市場因素越來越不容忽視。隨著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市場因素對文學作品的傳播影響越來越大。要想讓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更快、更順暢地走向英語世界乃至世界各地，恰當的宣傳和正確的推介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舉例來看，麥家的《解密》能在海外走紅，就與出版公司、媒體等各方面對原作者和譯作的大力宣傳密不可分。《解密》英文版由英國企鵝出版集團和美國法勒·斯特勞斯·吉羅出版公司聯合出版，在35個英語國家同步上市，出版不久就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一致好評。在美國亞馬遜世界文學的榜單上，這部作品曾位列第十，被老牌雜志《經濟學人》評選為年度優秀圖書，成為迄今唯一一部入選企鵝經典文庫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由此，麥家也成為第一個入選“企鵝經典”的中國當代作家。

　　總之，我們的文學和文化要走出去，有必要更多翻譯成外語，但切忌一味地迎合，特別是不要僅僅滿足于英語世界的表達和思維方式。隨著國外讀者口味的變化以及中國實力的增長，已經到了“說我們自己的話”的時候了。要以文化發展和國家交流為中心，用好的原創作品、好的翻譯作品講好中國故事。

　　簡而言之，我們要自覺、自信、自如、自在地對外譯介，平等地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文學、文化進行交流，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共鳴、達成共識。

　　(朱振武 上海師范大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國家重點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帶頭人，《世界文學研究論壇》主編。出版《漢學家的中國文學英譯歷程》《〈聊齋志異〉的創作流變及其在英語世界的接受》等15部著作，編著50多種，譯著30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