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鑒于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現象的出現，黨中央于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實際上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也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在走過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之后，黨對于搞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有了較深切的體驗。鄧小平指出:“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認為，要使中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主要特點是要注意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陳云說:我們搞四個現代化，要“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這樣分析我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認清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搞四個現代化的。黨在調整中堅決糾正前些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長期“左”傾錯誤的影響，并初步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
經濟調整首先是加強農業，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系。根據黨中央建議，國務院頒布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不許征購過頭糧、縮小工農業產品差價等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的政策。這些措施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也為進行農村體制改革敞開了大門。在其他方面的調整中，黨中央針對“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習慣心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通過經濟調整，從1981年起，主要經濟比例關系逐漸趨于合理，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嚴重滯后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這次調整，除理順嚴重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外，更著重于糾正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全黨對“左”的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方針，要求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一套老的做法，從我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這是經濟領域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在調整經濟的同時，農村和企業的改革也邁出步伐。
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成功。這看起來似乎是多少帶些偶然因素的事情，實際上卻是二十多年來農村生產力一直要求突破“左”的農村政策的結果。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我國農村的落后面貌長期沒有大的改變。為了能夠解決吃糧的基本需要，農民群眾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實行過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生產組織形式。由于當時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致使這種自發的形式在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壓制，屢起屢落。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以萬里為第一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不向農民征統購糧的決策。這一決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勝了特大旱災，還引發出一些農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行動。幾乎與此同時，四川省不少地方的農民也實行包產到組。在安徽、四川的影響下，其他一些地方也開始實行農村聯產責任制。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掛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鄧小平兩次就農村政策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提出農村政策要繼續放寬，土地承包給個人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同年9月，黨中央發出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來把包產到戶等同于分田單干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肯定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在中央的肯定下，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包”責任制迅速推廣。1982年，我國農業獲得少有的大豐收。農村面貌出現了可喜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開始試點工作，如:逐步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區直屬企業下放給城市管理；實行政企分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等。四川省較早地于1978年10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不久，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擴權改革的企業迅速增加。過去那種企業只按計劃生產，不了解市場需要，不關心產品銷路和贏利虧損的狀況得到初步扭轉。在企業擴權試點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影響下，不少企業還圍繞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實行經濟責任制，試行廠長負責制，克服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和企業內部吃“大鍋飯”的現象。經濟責任制很快在工業企業中得到推廣。這一時期，就業制度的改革也成效顯著。在勞動就業問題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形成的對勞動力統包統配、動員城鎮待業青年上山下鄉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寬政策，發展生產，廣開就業門路”的方針，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扶持集體經濟，允許個體經營，創辦勞動服務公司，拓寬就業渠道。從而初步解決了多年積累的知識青年就業問題，也為進一步改善所有制結構、形成新的就業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創辦經濟特區為實行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于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兩個多月后，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給以更多的自主權，擴大對外貿易，同時決定在深圳、珠海劃出部分地區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將“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大軍的艱苦努力下，深圳、珠海這樣往日落后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不過四年工夫，就變成了高樓矗立、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城市，成為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的前沿地區。
改革起步的幾年間，新事物接踵涌現。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逐步展開。從1978年到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3%，這是在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趨于協調的情況下取得的較高的發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責任編輯：孫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