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兩個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矛盾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一個是中日民族矛盾，一個是國內階級矛盾。面對兩大矛盾，既要敢于開展英勇無畏的軍事斗爭，還要善于開展深入細致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唯有如此，才能在打擊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權、有力應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逆流的斗爭中爭取主動，引領全民族抗日戰爭朝著勝利方向前行。

　　在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經濟博弈中，沒有硝煙的對敵貨幣斗爭，就是一個生動縮影。

　　打破敵偽經濟侵略，反擊頑固派經濟封鎖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凸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集團對待抗日的態度日趨消極，反共傾向明顯增長。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對此，中國共產黨堅決予以回擊，并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之后，國民黨頑固派全面停發軍費，對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實施嚴密經濟封鎖。與此同時，為強行搶購和掠奪物資，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權用偽“聯銀券”、偽“中儲券”、雜鈔、土票等偽幣，傾銷到根據地，試圖擾亂金融、破壞經濟，走私和黑市現象時有發生。多方敵對勢力聯合夾擊，給各根據地人民生活造成極大困難。

　　當時，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是根據地主要流通貨幣，陜甘寧邊區銀行只是在抗戰初期發行過少量輔幣——光華商店代價券，作為輔助法幣找零需要。為解決財政困難、進一步發展經濟，黨中央審時度勢，決定發行一種屬于自己的流通貨幣——邊幣，與敵對勢力展開激烈貨幣斗爭。

　　這場驚心動魄的金融領域大博弈，我們黨從一開始就在兩條戰線、以兩種策略同時展開：其一，是同敵偽貨幣博弈，采取堅決對抗的策略；其二，是基于統一戰線原則，同法幣博弈，采取既聯合又對抗的斗爭策略。面對當時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為扭轉抗日根據地極為不利的被動局面，我們黨迫切需要將物資、物價和貨幣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對敵軍事斗爭提供重要保障，為改善人民生活創造有利條件。

　　摸清偽幣偽鈔套路，多措并舉有效應對

　　同敵偽貨幣的斗爭，從全面抗戰之初就開始了。在華北地區，“盧溝橋事變”前后，敵偽先后成立偽冀東銀行、偽蒙疆銀行等，大量印發偽鈔，其中以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的偽“聯銀券”流通最廣，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掠奪資源、實施經濟侵略的重要工具。各敵后抗日根據地與這種偽鈔的斗爭，經歷了長期復雜的過程。

　　比如，晉冀魯豫邊區發行的冀南銀行幣和偽“聯銀券”的斗爭就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以行政打擊為主，即邊區公布執行打擊偽鈔的辦法，要求在近敵區、游擊區等地立即禁止偽鈔流通；其次是通過實行匯價管理、進出口貿易管理、市場管理等舉措，在一定時期內將偽幣視同“外匯”，主動掌握“匯價”，使用“外匯”到敵占區購進軍民必需的物資，以解決抗日根據地物資來源問題。

　　當時，由貿易統制局公布貿易管理辦法，按照獎勵、許可、限制、禁止等手段對進出口貨物分類，區別對待，由政府掌握物資集中出口。在一些集市上對偽幣嚴格監管，變分散成交為集中成交，防止偽幣暗中流通，從而牢牢占據主動優勢，讓偽“聯銀券”為邊區服務。

　　在華中地區，抗日根據地對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另一種貨幣——偽“中儲券”的斗爭，也比較典型。根據地從實際出發，對不同地區采取多樣化策略。比如，在抗日根據地內，對偽幣一律沒收，嚴格取締黑市；而在游擊區等地，則對小額偽“中儲券”暫不沒收，避免給這些地區人民群眾生活帶來困難。

　　敵人不僅推行偽“聯銀券”、偽“中儲券”等偽幣，還將大量雜鈔和各種土票推向邊區，套購邊區物資，擾亂金融。針對這一情況，各邊區針對性地采用不同辦法應對。以晉察冀邊區為例，邊區政府對區內雜鈔土票采取了有先有后、逐步肅清的辦法，首先禁止流通敵偽印發的河北省銀行5元券和小票以及河北官錢局的銅元票，然后宣布停用平津雜鈔，將數量較多的河北省銀行鈔票（冀鈔）進行貶值，讓冀鈔紛紛流向敵區，隨后再令各縣整理土票，限期自行收回，從而逐步肅清這些土票雜券，結束邊區貨幣流通的混亂狀況。

　　一邊打擊一邊聯合，正確對待邊幣法幣關系

　　當年，我們黨針對法幣的斗爭策略，與打擊敵偽貨幣的斗爭不同，經歷了一個不斷摸索、有效應對的復雜過程。

　　1941年1月30日，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了《關于停止法幣行使的布告》，決定從發布之日起，邊區境內停止使用法幣，查獲私運法幣出境，經政府批準沒收或處罰的，沒收款或罰款五成充公、五成賞給查獲的人。同年2月，邊區政府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陜甘寧邊區銀行券（即邊幣），規定邊區境內只準使用邊幣。

　　不過，邊區政府很快意識到，對法幣完全采取“一刀切”，不符合實際情況。原因在于，棉花、布匹等必需品要進入邊區，必須通過法幣交易。當時，邊區對外貿易只能使用法幣，無法使用邊幣。同年4月，邊區政府又發布一則公告，指出之前對法幣使用和出境限制的條令執行以來讓人民感到不便，為使人民方便購入必需品，準許其自有法幣并可以攜帶出境，但仍然不許法幣在邊區內自由流通。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對于停用法幣、核準法幣出境、擴大邊幣市場、穩定邊幣價值等問題，陜甘寧邊區政府又多次發布公告、通告、決定等，出現決策層面的多次反復。

　　為什么會出現反復的情況？主要是當時邊區政府缺乏有效控制稀缺物資并通過其影響物價漲跌的相關經驗；對待布匹等起主導作用的外來物資的價格起伏，還沒有摸清楚規律。凡此種種，導致邊區政府一時還難以摸清邊幣和法幣的互動關系。而這些問題，又恰恰是自從邊幣發行以來沒有遇到過的問題，也是從本本出發無法找到答案的難題。對此，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時，曾發出這樣的感嘆，“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

　　盡管邊幣和法幣的關系問題一度成為根據地財經工作難啃的“硬骨頭”，但隨著不斷深入的研究摸索和經驗教訓總結，我們黨對于金融運行規律慢慢摸著了門道，通過穩妥施策，開始正確認識和處理貨幣問題。一方面，重申一切交易、計價均以邊幣為準，除貨幣交換之外，任何人不得買賣貨幣從中漁利，違者以破壞邊幣罪嚴懲；另一方面，重申禁止法幣流通法令，集中區內法幣向國民黨統治區換購物資，并在推廣邊幣流通的同時，平衡法幣市場。這些舉措很快收到實效：邊幣價格提高、地位日漸上升；法幣價格下跌、地位日趨衰落。隨著二者博弈態勢逆轉，廣大群眾更加堅定地認識到，邊幣有前途，是自己的貨幣。

　　除陜甘寧邊區外，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等地區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貨幣斗爭。這場沒有硝煙的貨幣戰，對抗日根據地政治、經濟、軍事和群眾基礎等工作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工商局監委的薛暮橋親自參與指揮了對敵貨幣斗爭的工作。當時通貨膨脹嚴重，而且根據地發行的貨幣“抗幣”的幣值低于同時流通的法幣和偽幣。為了改變這種劣勢，提高抗幣幣值、穩定物價，薛暮橋大膽地提出要在根據地內“停法（幣）禁偽（幣）”，讓抗幣獨占市場；在敵占區貿易中雖仍舊使用法幣、偽幣，但要按照物價變化以及貨幣供求情況靈活規定兌換比率。通過完成單一的本幣制度，使本幣發行數量與市場流通保持合適的比例，山東抗日根據地不僅防止了物資外流，還爭奪回相當一部分敵占區物資，使貨幣斗爭從防衛戰轉入進攻戰，取得很大勝利。

　　對此，薛暮橋曾說道：“貨幣斗爭是關系著我們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個重大任務，全體人民均應一致努力，使這場斗爭能夠獲得徹底勝利。我們應當堅決擁護民主政府關于貨幣政策所制定的一切法令。貨幣斗爭比武裝斗爭更加復雜，把握時機對于貨幣斗爭同樣有著頭等重要意義。這樣的斗爭，如果沒有堅強的組織和領導，是一定不可能獲得勝利的。”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