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明確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我們要敏銳地看到，當今世界已進入數字時代，數據成為全球經濟中最活躍的要素，成為大國競爭的前沿陣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規模物理隔離，進一步加速了數字經濟發展。因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經濟運行模式和宏觀治理模式也必將隨之改變。“十四五”時期要順應數字時代新要求，加快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改革與創新。

　　每個時代的經濟發展都由最活躍要素主導

　　最活躍要素是特定發展方式中生產率提高最快、對經濟增長邊際貢獻最大的要素，是社會資源配置圍繞的中心、國家競爭力的要害。誰能把握和管理好最活躍要素，誰就能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

　　農業時代，最活躍要素是土地。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土地擴張和農業產出的增加，農業經濟活動緊緊圍繞土地要素展開。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是糧食增產和穩定。比如，通過創新灌溉、育種、歷法等技術以增產，利用常平倉等制度解決糧食青黃不接和豐歉調節等。管好土地，就管住了農業社會的根基。

　　工業時代，最活躍要素是資本。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資本積累和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工業經濟活動緊緊圍繞資本要素展開。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是推動資本在跨部門跨時空的優化配置，以及社會化大生產下的供求平衡。比如，用財稅和貨幣政策管理總需求，用產業政策引導資本投入，用現代金融管理信用體系和支持技術創新等。管好資本，就管住了工業社會的動力。

　　數字時代，最活躍要素是數據。經濟數字化不僅向上拓展新業態，也向下改造傳統產業，數據已成為貫穿整個經濟系統最活躍的要素，并加快重構經濟運行模式。因此，只有管好數據，才能贏得未來。而當前宏觀經濟治理方式誕生于工業時代，服務于工業經濟模式，必須做出適應性變革。

　　數字時代經濟運行變革帶來的新挑戰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呈現出眾多不同于工業經濟運行的變革性特征，使傳統的宏觀經濟管理框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是規模報酬遞增特性。一般要素會折舊且規模報酬遞減，越用越少，而數據要素不會折舊，具有規模報酬遞增和邊際成本為零的特性，越用越多，越用越好。比如，人工智能就是使用的人越多、數據越豐富，智能化水平就越高。以規模報酬遞減為前提的主流經濟框架，在數據時代將被顛覆。

　　二是時空邊界限制被突破。數據實時聯通、高速傳輸，全時全域互聯互通，時空邊界被打破。比如，平臺經濟打破傳統企業邊界，突破地理限制，實現24小時全球交易和線上線下聯動。而傳統宏觀經濟治理主要基于物理邊界展開，對數字空間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

　　三是所有權在交易中的主導性減弱。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權轉移為前提，而數字時代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權在交易中的主導性減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連接。比如，共享經濟正在快速發展，共享汽車、共享住房等越來越普遍。宏觀經濟治理中對產權的界定與保護、對權益收益的確定，都變得日益復雜。

　　四是供給與需求深度融合互動。工業時代供給多為標準化、規模化產品，供給決定了消費的可及性。數據時代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被及時響應，消費者深度參與生產過程，生產與消費趨于同步，企業庫存大幅壓縮。宏觀經濟治理在供給側與需求側邊界變得模糊，庫存周期管理作用下降，對供需政策協同要求大幅提高。

　　五是宏觀與微觀的阻隔被打通。傳統的經濟信息搜集方式，主要依靠統計體系層層匯總，加總和平均的過程難免導致個性化、結構化信息丟失，容易產生信息漏損、時滯和信息偏誤，導致合成謬誤和宏觀微觀背離的情況常常存在。數字時代，數據從小樣本走向全樣本，從事后走向實時，從低緯度走向多維度，微觀的整體即構成宏觀。因此，宏觀經濟治理必須突破宏觀與微觀邊界，及時感知微觀變化，加快構建基于微觀信息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六是個體和群體管理模式發生重大調整。在傳統治理體系中，對個體的管理，往往通過組織來實現，比如企業、單位、社區、村等。個體通過特定組織歸入某類群體，通過組織管理群體來實現對個體的管理。

　　數據時代，連接性的變革使每個個體都成為重要節點，個體可能成為無數個自組織或正式組織的一員，通過組織進行管理的效能并不一定比直接管理個體更高。對個體的直接管理變成可能而且更高效。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間，通過手機移動軌跡追蹤密切接觸者，通過各個企業智能電表監測復工復產進度，比通過傳統的基于組織的信息加總和間接管理更為有效。

　　推動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創新和改革重點

　　數字時代開啟，恰逢我國邁向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同一歷史時期。加快數字化轉型，創新宏觀治理模式，應是“十四五”時期我國增強大國競爭力，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戰略重點之一。

　　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的宏觀框架。當代主流宏觀管理框架誕生于大蕭條后，并根據時代發展不斷揚棄演化，主要適應的是開放條件下的工業化經濟。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強調，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并提出了對數字時代的適應性問題。“十四五”期間，我國需要加快推動經濟治理模式創新，建立適應數字經濟大發展的宏觀管理新框架，在新一輪國際競爭和治理重構中建立新優勢。

　　打造政府決策智能中心。重點是加快政府數字轉型和數據整合，可考慮建立政府超級數據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提升實時感知微觀主體經濟行為的能力，推動政府信息收集和處理方式變革，重建政府數據優勢；強化經濟監測預測預警能力，提升對復雜網絡系統的管理能力，建設經濟決策“超級數據大腦”。

　　引領數字經濟制度變革。盡早明確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地位，并加大數字貨幣試點和推廣力度，探索在國際結算領域應用，搶占新一輪貨幣競爭先機。開展數字稅研究和試點，積極參與并推進國際數字稅談判進程，在新一輪國際規則重構中發揮建設性引領作用。明確數據開放的范圍和邊界，建立開放指南和開放目錄，率先推動政府數據開放。

　　大力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在這一過程中，要制定數據分類標準，研究出臺數據產權制度；在市場主體互動中建立數據要素市場化定價機制，構建數字交流和跨境流動的制度基礎；有效監管平臺對數據的壟斷，促進數據要素有序合理流動；制定數據隱私保護制度和安全審查制度，加快構建數據主權法律基礎和管理制度。

　　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編制和實施國家數字基礎設施規劃，啟動實施全社會數字化轉型工程。以5G網絡建設為牽引，建立統一規范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大力發展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積極支持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創新。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和產業鏈協同發展，建設包容開放的數字基礎設施生態圈。（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陳昌盛 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