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各支主力紅軍歷經數萬里艱苦跋涉，戰勝各種險阻，先后完成整體性戰略大轉移，會師西北黃土高原，完成了可歌可泣的偉大轉折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從此取得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直到人民解放戰爭的壯闊勝利。一、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自覺中央紅軍湘江之戰損失慘重，而遵義會議之后的紅軍卻力挽頹勢，“四渡赤水出奇兵”，當林彪等將領尚不能識得毛澤東戰法精妙之時，其最大的敵手卻已哀嘆，紅軍“東西自如，不能如計殲滅，任其偷竄者三次，失卻良機”！二、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自覺長征中紅軍、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轉危為安，說到底，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浴血奮戰的漫漫征程中，有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政治自覺及政策的偉大轉變：堅持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聯系在一起。

　　關鍵詞：紅軍;毛澤東;中國革命;領導;革命戰爭;實事求是;勝利;中國共產黨人;中共中央;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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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各支主力紅軍歷經數萬里艱苦跋涉，戰勝各種險阻，先后完成整體性戰略大轉移，會師西北黃土高原，完成了可歌可泣的偉大轉折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從此取得了新的落腳點和出發點，直到人民解放戰爭的壯闊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長征為中國革命、中華民族留下了光照千秋的歷史影響和彪炳史冊的精神財富。

　　一、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自覺

　　中央紅軍湘江之戰損失慘重，而遵義會議之后的紅軍卻力挽頹勢，“四渡赤水出奇兵”，當林彪等將領尚不能識得毛澤東戰法精妙之時，其最大的敵手卻已哀嘆，紅軍“東西自如，不能如計殲滅，任其偷竄者三次，失卻良機”！變化如斯，其故何在？答曰：在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思想自覺。

　　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上，毛澤東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爭取了周恩來、張聞天等重要負責干部的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決策，事實上終止了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權。中央紅軍正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強渡烏江，攻占遵義，開啟了長征中紅軍在對敵作戰問題上由被動到主動的第一次重要轉變。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后來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開始，由于毛澤東進入并在中央核心層確立了軍事指揮上的權威地位，開啟了在黨的領導問題上實現由錯誤到正確的重要轉變，在紅軍長征的戰略方向問題上由被迫到自覺的重要轉變。

　　不難看出，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及時的、正確的解決了關乎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三個全局性問題，即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局面的軍事指揮問題、引領紅軍向哪里去的戰略方向問題、結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問題，不僅確保了紅軍長征勝利，而且在中國革命面前再一次擦亮馬克思主義真理之燈：在軍事失敗倒逼、在指揮挫折倒逼、在黨內復雜的斗爭倒逼的險惡環境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從斗爭實際中開創新局面的共產黨人更加深刻地認識了戰爭、認識了革命戰爭、認識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內在規律性，萬里長征轉戰到黃土高原上的共產黨人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集體性的思想自覺，再一次向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展示出所擁有的強大真理力量。

　　二、長征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自覺

　　長征中紅軍、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轉危為安，說到底，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浴血奮戰的漫漫征程中，有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政治自覺及政策的偉大轉變：堅持把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聯系在一起，把長征前進的大方向與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聯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才能最終以長征的勝利實現中國革命的轉危為安，進而推動中華民族轉危為安。

　　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各支主力紅軍長征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加緊推行侵華政策，華北雖大再也無法安放一張小小的書桌。中華民族危如累卵，這讓中國共產黨人更加自覺地肩負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從長征期間遵義會議的各項調整開始，一時一事的積累、一點一滴的調整，終于在瓦窯堡爆發出猛烈的光熱：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在這里適時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擁有強大政治動能的中國共產黨，更進一步地調整了統一戰線的政策、更進一步地調整了階級階層的政策，等等。由此，僻處黃土高原的中國共產黨人扛起了領導民族救亡的大旗，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對富農政策調整是撕開“左”傾錯誤的突破口，就是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的長征途中，由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地、一步步地完成的。早在1935年1月，戎馬倥傯的紅軍總政治部通令各部，調整對中央蘇區時期過“左”的政策，強調對富農要“暫時不重新分配他們的土地與沒收他們一部分農具”，這是一個體現出共產黨人對國情、尤其是對階級階層新認識的政策調整。長征到達陜北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6日作出《關于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這是政治路線調整的預演，是根據地建設轉變的重要舉措。更有無須贅言者，在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內進步力量統戰政策的引導下，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人的精心指導，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楊虎城率領的17路軍、張學良統帥的東北軍等，紛紛轉變“剿共”立場，愿意與紅軍一道聯合抗日，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不過是歷史透過偶然性再一次證明正確的政治路線的歷史邏輯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