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海寧　　

　　近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專家陳音江反映：一些網絡應用平臺通過協議的方式，明確用戶與平臺發生糾紛時，只能去平臺所在地法院起訴。“比如，《××單車信息服務協議》約定：因本協議發生爭議，可以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可通過本協議簽訂地即上海市××區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解決爭議。”（2月10日《法治日報》）

　　無論是網上購物，還是使用共享產品，商家提供的服務協議都會載明“解決糾紛只能去平臺所在地法院”。由于商家一般不會顯著標明，很多消費者也不會細看服務協議，就稀里糊涂同意這樣的約定。一旦發生糾紛，消費者發現該條款對自己不利，大多放棄了起訴。但也有少數消費者拿起了法律武器，對這樣的條款說“不”。

　　例如陳音江因為在北京遭遇共享單車鎖車難問題，將××單車訴至北京某法院，被告向法院提交《管轄權異議申請書》后，法院裁定本案移送上海××法院處理。如果是一般消費者，恐怕會望而卻步放棄訴訟。但陳音江針對裁定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作出終審裁定，撤銷一審法院民事裁定，本案由北京市法院管轄。這意味著商家協議條款無效。

　　二審法院認為，協議中雖均約定了管轄條款，但在協議條文中并未對該條款進行特別標識以提醒消費者注意，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在簽訂該協議時針對該管轄條款提請了消費者注意，故依據相關規定，該管轄條款應屬無效。這一裁定，依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十一條規定。

　　該規定的內容是，“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與消費者訂立管轄協議，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消費者主張管轄協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單車使用格式條款，也未提請消費者注意，理應認定為協議條款無效。這樣的裁定，不僅降低了消費者維權成本、提升了維權信心，也是對平臺普遍采用的利己式條款的有力一擊。

　　平臺在協議中之所以會約定“解決糾紛只能去平臺所在地法院”，主要是想施加壓力讓消費者放棄打官司維權的念頭。一方面，想給消費者營造“所在地法院會為平臺提供地方保護”的印象；另一方面，異地打官司要付出交通、時間等成本。不少消費者放棄對平臺起訴，是因為擔心付出高昂維權成本后難以獲得公平判決。

　　但從上述案例看，平臺設置利己式條款的目的并未達成。現實中這種案例并非孤例，但不少平臺仍然堅持自己的做法。對此，有人建議，修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或出臺配套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管轄地選擇范圍，如優先適用消費者所在地或服務實際發生地，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明確不得以“默認勾選”等方式規避顯著提示義務。

　　事實上，去年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第十七條就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格式條款不合理地選擇訴訟或者仲裁解決消費爭議。這似乎是針對平臺利己式條款量身制定的，期待更多消費者拿起法律武器，促使平臺盡快取消這類“霸王條款”。